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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联解体的原因-【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6:33:02 阅读: 来源:子母床厂家

论苏联解体的原因

苏联解体是20世纪人类社会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本文试图从经济因素、政治体制、人为因素、民族问题、对外关系及对外策略、“和平演变”等几个方面较为全面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社会主义国家应当从苏联解体的原因中汲取经验教训,搞好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 苏联;解体;原因;社会主义

Abstract: The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ion is an important affair which happened in human society in 20 century。 This paper intends to 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disintegration from economic factor, political system, artificial factor, national problem, foreign relation and strategy, “Peace Evolution” and so on。 The causes of The Soviet Union disintegration isn’t only the problem of socialism, and not outdated socialist basic principle。 Socialist countries should learn from the causes of Russian disintegration and do socialist construction well。

Key words: The Soviet Union;Disintegration;causes;Socialist

1。 绪论

1991年12月25日,还差6 天即将度过其69 岁生日的伟大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苏联的解体如同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

一个在20世纪辉煌了69个春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被人们称为超级大国的、唯一可以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相抗衡的国家,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消失在人们面前呢?这的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思考。苏联的解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受的一次重大挫折,认真地研究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有助于总结经验教训,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做过大量研究,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成绩斐然。其中,由宫达非主编的《苏联剧变新探》、陆南泉和姜长斌主编的《苏联剧变深层次原因研究》以及由许新、陈联璧等著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集中反映了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以下笔者将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的主要方面做一个综述。

首先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苏联解体终究是内因起主要作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等外部因素是次要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1]。但在内因中,哪个方面因素起决定作用,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是“政治僵化说”。有学者认为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其解体的最深刻原因。二是“经济落后说”。有学者认为“政治的因素和其它上层建筑的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结底是决定性的。”[2] 三是“苏联社会矛盾说”。有学者认为苏联灭亡的一条根本原因是苏联自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时起就存在三大矛盾并且日益发展,而苏共领导人一直未能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四是“合力说”。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诸多因素的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3] ,“苏共的瓦解、苏联的解体,总的来说是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恶化发展和总爆发的结果。”[4]

其次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除了注意探讨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外,国内学术界亦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与苏联解体有关的各方面重要原因,并且关注领域不断从政治和经济向民族、文化、科技以及全球化领域扩展。一是民族冲突因素。苏联民族问题的激化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实际上,最后对苏联存亡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而这又与民族问题直接相关”[5]。二是文化因素。在苏联共产党执政时期,苏联社会始终没有形成与其政治体制相一致的文化,并且二者之间越来越对立。三是从全球化视角看苏联解体。[6]当20 世纪末资本主义挟全球化之威势展开迅猛攻击时,脆弱的苏联模式终于经受不住这种内外的挤压而崩溃了。四是科技落后因素。[7]学者们认为苏联虽然在历史上取得过辉煌的科技成就,但由于体制问题、理论认识等原因,苏联科技发展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科学技术未能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使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这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最后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学术界比较普遍地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进行的失败的改革是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发因素。[8]也有学者强调叶利钦在苏联解体过程中的作用,叶利钦分三步当上了俄罗斯总统,利用苏联社会的三大矛盾,先后逼死了苏共,搞垮了苏联。学者认为“叶利钦无疑是苏共和苏联垮台的罪魁祸首”。[9]围绕个人因素在苏联解体中所起作用的争论实际上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苏联解体是否具有必然性。对此,学术界分歧很大。有学者认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作为一种制度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苏联的剧变是有其必然性的。”[10]也有学者认为:“苏联剧变并不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年在改革的关键时期能够接受良策,采取果断措施,避免或者及时纠正一系里根本性错误,事情决不会糟糕到后来那样的地步。”[11]

以上是近年来学术界对于苏联解体的原因研究成果的综述。我们不能发现大多数学者都是从一个方面来分析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因此,就此问题本文将试图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论述。

2。 经济因素

苏联长期推行僵化的经济体制, 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苏联执行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特点是一切权力归中央,中央以行政命令和统一计划管理经济,指挥生产,企业没有自主权,实行单一公有制,排斥商品、价值和市场经济,不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这种体制,在革命和战争的特殊年代,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它能保证在最短时间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起来,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在科技迅猛发展、世界经济日益走向一体化的和平时期,它就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了。因为,它不能充分发挥地方、企业和个人的主动性与积极性,缺乏竞争活力;不能及时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切实地提高经济效益,始终处于一种粗放经营的水平,必然不断扩大与西方的差距;不能正确及时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期压低消费品生产比例,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 必然使人民生活得不到进一步改善;不能真正全面地实行对外开放,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必然使经济由停滞变为落后,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从70 年代开始,苏联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就降了下来,进入80 年代, 便出现了停滞和危机。

关于苏联解体中的经济因素,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提出了不同意见。他指出: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于1928年,从1928年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问,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不管是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三十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二战开始后,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从1950年到1975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4。8%,而美国同期的增长率为3。3%。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崩溃,就是在苏联的最后15年中,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依然保持着2%左右的增长速度,直到1991年才崩溃。也就是说并不是经济的崩溃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而是苏联的解体才导致了经济的崩溃。

而笔者认为,苏联经济发展的问题正是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味追求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看重经济增长的数据,而没有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国家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直接联系的军事、航天等方面。虽然从数据上来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经济发展并不慢,但是苏联的经济越来越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依然没有提高。正是这种忽视人民切身利益,“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使得苏联政府越来越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在80 年代中期,由于生活日用品的短缺,出现了“影子经济”,“合作社经济” ,它们已经占国民经济的20 % 左右,随着“影子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经济势力的代表人物也开始要求获得政治上的权利,也造成了苏联社会传统结构的瓦解。

据1990 年12 月由西方7国集团组织撰写的一份关于苏联经济实力和世界地位的报告称,苏联1989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仅为5120 亿美元,约相当于加拿大的水平,在世界排名第84 位,人均商品及劳务产出为1780美元,只略微超过哥斯达黎加。可见,苏联人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和质量不仅越来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12]

1990年3 月,戈尔巴乔夫决定把经济体制改革由管理体制的改革向所有制改革为基本内容的市场经济过渡以后,工业生产中原有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之自80 年代后期以来, 苏联国内政局动荡,民族主义猖獗,人心涣散,致使农业生产连年歉收,日用消费品供应日趋紧张,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下降。1990年苏联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 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减少2% , 国民收入减少4% , 财政状况恶化,通货膨胀加剧,内债已达500多亿卢布,外债近700亿美元,外贸赤字达100多亿外汇卢布,均创历史最高水平。1990 年初在200个城市的1200种主要商品中只有150种可保证供应。到第四季度,1000种商品中竟有996种经营断档, 许多商品不得不凭票证供应。同时,由于中央调控机制失灵,分配系统,流通系统,运输系统混乱, 许多地方食品严重短缺,失业人数剧增,到10 月收入低于最低生活水平的居民已达7000万到8000万人, 占全国居民人数的1/4。1991年,苏联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人们怨声载道,不满的民众把经济危机转嫁于共产党头上,致使人心思变,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过程。

因此,苏联的经济危机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它是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原因。经济危机导致了信仰、政治、民族等危机,西方“和平演变”在苏联得以实现也与苏联的经济危机有关。[13]

3。 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

战后,斯大林以及其后的苏共领导人都原封不动的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留了下来,苏共领导层高度集权、以党代政、包揽国家和社会的一切事务。这种高度集权造成了严重恶果。

首先,高度集权为个人专制独裁和人治代替法治提供了生长土壤,使党员干部逐渐脱离群众,忽视地方和广大群众的各种利益需求与表达,难以形成有效的群众监督与政治互动。长期党政不分、高度集权,严重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导致党的威信严重下降、权力异化。

其次,苏共缺乏党内民主,从斯大林时期开始,苏共党内民主就受到极大的限制,政治监督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运行,在政治体制内不受党纪、法律约束的特权现象盛行,党内的不同声音遭到压制,党员的政治民主权利遭到严重削弱。在干部人事工作中又出现了任人唯亲的委任制和领导干部终身制。在这种体制下大量的干部只对上级负责,忽视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利益。这一切从根本上背离以群众利益为本的根本原则。

再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导致了苏维埃制度的变形。苏维埃制度保证能够把议会制的长处和直接民主制的长处结合起来,把立法和执法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 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但是,随着斯大林战胜党内各反对派,各级苏维埃也逐步丧失原有的权力,变成装点门面的机关,选举成为一种形式、一种过场。苏维埃制度的变形导致代表严重脱离选民群众,不能从根本上代表选民的利益。因此,脱离人民群众的苏联国家权力机关无法体现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就必然动摇和削弱苏联政府的合法性基础。

又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还导致了教条主义的盛行,如勃列日涅夫时期, 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把苏共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们的论断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 大谈“发达社会主义”, 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却视而不见,大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 对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新情况却缄默不言。这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模式绝对化,严重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 在群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甚至逆反心理。[14]

最后,形式主义也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泛滥,同样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党、国家、各个部门以及大专院校关于加强思想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各类会议、决议和文件多如牛毛,但在实际上却基本没有得到贯彻落实,形式主义、光说不做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一种典型的风气。即使出现问题也只是想方设法堵窟窿,不作深入细致的解释和诱导,从而使重要严肃的意识形态工作流于形式和简单化,加深了党群之间、干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14]

总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人民群众不能感到自己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人民无法当家作主,再加上经济制度不能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 大批群众越来越同苏共疏远, 越来越对政治感到冷漠。这就造成了在苏联剧变中无人出来维护苏共的悲剧。

4。 人为因素

人为因素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苏联解体的人为因素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析。一是领导改革的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及其智囊团;二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三是以叶利钦为首的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苏共“精英”。

首先,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任内解体的,作为当时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他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改革过程中的主要当事人戈尔巴乔夫和被称为“苏联改革的总设计师”的雅科夫列夫没有一个明确的改革、完善和发展的纲领,其做法带有冲动的性质。

平心而论,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改革的决心并不小,他也想极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但现实的改革之路,并非想象的那样轻而易举,而是充满了艰难险阻,不仅受到党内左右两派势力阻挠和抵制,而且也得不到社会上基本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坚定信念,他本人又不具备一个领袖人物驾驭全局的气魄和能力,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时,就轻易地把改革地方向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提出“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等口号,不仅使政治思想陷于混乱,而且使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后来,又逐渐背离社会主义方向,鼓吹“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逐步削弱了和取消了党的领导地位,造成了思想的混乱,终于引发和导致了政治、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国家陷入严重失控状态。

“8·19”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不能冷静思考事件的前因后果,而是从个人恩怨出发,归罪于传统派,甚至迁怒于整个苏共,和激进派联手对传统派进行无情地报复和打击,发动了停止苏共活动和解散苏共的“另一种政变”,事实上成了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政治工具。1990年2月5日至7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就召开苏共28 大的行动纲领草案在会上做了报告,提出修改宪法中有关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款,实行多党制。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被迫发表声明,宣布接受自动解散苏共中央的决定。

苏共被解散后,联盟失去了凝聚各共和国的核心力量,迅速走向了解体。戈尔巴乔夫无力挽回似乎也无心挽回联盟解体的命运。“8·19”事变发生之后,戈尔巴乔夫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作所为,国家紧急状态被取消,叶利钦攫取了权利,苏共陷入了一片混乱。叶利钦将苏联领域内俄罗斯共和国所有的企业归俄罗斯所有,获得了对各个部门的掌控权,根据苏联法律,这样做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戈尔巴乔夫有权下令逮捕叶利钦,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此后一个月,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与国防部长的谈话中说,要是当时把叶利钦抓起来就好了,国防部长说,这个命令只能由总统发布,接着,他就盯着戈尔巴乔夫看。戈尔巴乔夫说,我只是说说罢了。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可理解的,人们推测戈尔巴乔夫是不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终止叶利钦的行动。总而言之,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为因素。

其次,苏共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传统派为挽救局势也做了不少的努力。1991 年8 月19 日,正当苏联处于生死存亡的重大转折关头, 以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为代表的传统派突然发动“8·19”事件,宣布停止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务,由代总统亚纳耶夫等8 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国家政权,并宣布自8 月19 日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他们的本意是为了阻止原定8 月20 日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维持苏联的现状,但由于他们采取的是不合时宜、不得人心的非常手段, 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感和恐惧, 不仅得不到人民和军队的支持,而且还遭到激进派的强烈反对,再加上传统派本身的轻率从事、怯懦无能,事件以其迅速失败而告终,反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8·19”事件后,苏联的政局急转直下。复出后的戈尔巴乔夫完全站到激进派一边,与之结成同盟,一起向传统派和苏共发起反攻,进行“清算”,传统派土崩瓦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认为,“这是一场组织得糟糕的挽救苏联的尝试”。

那么普通百姓是如何看待“8·19”事件的呢? 据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对1600名居民所做的抽样调查表明:27 %的人认为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首要目的是巩固自己在权力结构的地位,16%的人认为是防止苏联解体,15%的人认为是维护苏共的权力,9%的人认为他们没有明确的纲领。由此可见“8·19”事件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支持。

“8·19”事件的当事人之一,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在他的狱中自述《个人档案》中回顾那段历史时说:1991 年8月4 日,戈尔巴乔夫去南方休养,而我们的国家却到了向崩溃终点直接冲刺的最后时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为通报这些情况利用了一切办法:送呈官方情报、情报分析报告、与戈尔巴乔夫私人谈话以及对面临灾难的直接预测。戈尔巴乔夫似乎赞同这结论,但他报怨严重的局势,见风使舵,举棋不定,高谈阔论。他只是说一些无足轻重的空话,敷衍搪塞而已。我们不想相信这一点,但完全看得出来:苏联总统或者是无能为力,或者是不想预先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拯救国家。1991 年8 月17 日,大家还是寄希望于戈尔巴乔夫,曾派专人到疗养地与他会谈,要求他客观地评价形势,采取措施拯救国家,拒绝签署联盟条约,希望戈尔巴乔夫能够醒悟,能履行总统职责。在一切努力都徒劳的情况下,在苏联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才由苏联代总统根·伊·亚纳耶夫、总理弗·斯·帕夫洛夫、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奥·德·巴拉克诺夫、苏联农民协会主席瓦·亚·斯塔罗杜布采夫和国有企业、工业设施、建筑、交通、邮电协会主席亚·伊·季贾科夫八人组成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了含有从1991 年8 月19 日莫斯科时间4 时起实行为期六个月的紧急状态等内容的《苏联领导人声明》、《告全体苏联人民书》……

“8·19”事件最后以发动者的失败而告终。许多人在回顾“8·19”事件时说,一个最大的输家是苏共,它失去了政权,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个最大的输家是俄罗斯民族,它失去了疆土,失去了大国地位,失去了辉煌。在这场巨变中得到实惠的是西方和俄罗斯的金融寡头。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曾在莫斯科纪念苏联“8·19”事件十周年时表示,对于“8·19”这一对苏联和俄罗斯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的发生,他感到十分痛惜。他同时表示自己应该对苏联的迅速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由此可见,由传统派一手策划实施的“8·19”事件也是苏联迅速走向解体的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

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以叶利钦为首的主张实行资本主义的苏共“精英”们对苏联解体所做的“努力”。

本文在分析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时曾经提到,苏联的经济是在最后的十五年发展速度开始放慢,但是并没有崩溃,依然保持大概2%的增长速度,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恰恰是在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的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这时,叶利钦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降幅约为2%左右。1991年,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九十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人为破坏的结果。[15]

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许多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之间,高达80%的群众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由此可见,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1991年6月,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库尔伯格对记录在案的与苏共“精英分子”团体讨论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实行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意外而又震惊。从这两组数据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苏共“精英”们和人民群众对苏联该向着哪个方向发展有着相反的观点,为什么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社会主义苏联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从1975年到1985年,苏联经济发展缓慢,苏共党内要求改革。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派的代表而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戈氏的改革导致苏共的权力削弱,威信降低,由此引发了党内三种力量间的斗争:一是坚持要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改革,二是要回到比较传统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三是有人公开主张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叶利钦是第三种力量的代表,他当过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其言论有着巨大的政治影响。

九十年代初,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行政长官后,事实上形成了苏联境内两个政权并列的局面,一个是苏共控制的中央政权,另一个是叶利钦掌握的俄罗斯政权。由于俄罗斯的人口和领上面积在苏联占绝对优势,叶利钦逐步占了上风。根据苏联宪法,作为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是没有自己的军队的,叶利钦不是靠军队的支持,他的基础是苏共党内那些主张搞资本主义的“精英”们。八十年代,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

尽管这些“精英”们还在不断重复官方的论点,但相信者是极少数。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又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苏共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形成了一个党政军官僚高薪特权阶层、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宗旨与苏联党的根本宗旨是相背离的,其利益与苏联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对立的”。[16]

“事实上,苏联的演变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推动的变化的自觉过程”,“是党内既得利益阶层为改变社会制度而采取的完全有意识的行为”。[17]所以,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苏共中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事实证明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很多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八十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他成为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此外,以叶利钦为代表的“精英”们还牢牢地将传媒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他还是有所顾忌,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思想,不暴露他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叶利钦宣称,他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因此他又进一步骗取了民众对于他的支持。

由此可见,以叶利钦为首的苏共“精英”们攫取国家权利,维护自身利益,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

5。 民族问题

苏联是一个以民族为特征的联邦制国家,大小民族达120多个,是世界上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国家之一。在1991年解体前,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其中俄罗斯16个、格鲁吉亚2个、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各1个) ,8个自治州(其中俄罗斯5个、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塔吉克斯坦各1个) 和10个民族专区(它们全都隶属俄罗斯) 组成。各加盟共和国基本上是以一个较大民族为主体、加上其它民族而形成。在组成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中,俄罗斯民族是苏联人口最多的民族,占全苏人口总数的50。8 %, 其余为少数民族。苏联各民族使用130多种语言,信奉10多种宗教,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经济发展程度均有很大差别。苏联的民族问题盘根错节,从宗教对立到种族冲突,从语言纠葛到领土争端,从要求自治到要求独立,从历史恩怨到现实矛盾等,原因相当复杂,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苏联的民族问题存在着诸多历史问题。

首先,随意划分少数民族居住区的疆界, 进而导致民族间的疆界争端不断发生。比如, 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在克里米亚半岛归属问题上发生的纠纷, 就是由赫鲁晓夫在1954年将克里米亚随意划归乌克兰引起的。

其次,强迫少数民族迁徙。在斯大林体制下, 凡涉及或提出民族问题, 皆被视为犯罪。从这一思维定式出发, 哪里出现民族纠纷或分离的苗头, 当局不是实行民族迁移, 就是采取武力镇压, 直至取消他们的自治机构。

再次,民族文化受到限制。民族文化问题是促使苏联解体的民族因素之一。比如当局过分抬高俄语的地位, 有意或无意地贬损少数民族语言的传播和使用功能, 力图通过俄语的普及, 加速少数民族的俄罗斯化过程, 用俄罗斯文化来同化其他民族。这样弱化其他民族文化的做法引起了那些重视本民族文化的人的反感,助长了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仇恨,民族离心力逐渐加强。

另外,少数民族精英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中央政府在培养少数民族精英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其本意是要维护苏联中央政权的,但是在特殊时期,正是这些由莫斯科培养的少数民族精英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站在了与中央对立的一面,迅速地瓦解了庞大的苏联。

苏联政府在面对民族问题的时候,一向就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戈尔巴乔夫上任后,在民族问题上又出现了许多的政策失误,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另一个诱因。戈尔巴乔夫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忽视苏联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 对苏联民族分离主义失去警惕。戈尔巴乔夫在上任之初,不仅对当时苏联复杂的民族关系状况缺乏了解,而且忽视了潜在的民族关系危机,戈尔巴乔夫虽然看到了苏联在政治、经济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他认为苏联在民族关系方面还是比较稳定的。[18]

第二,崇尚“公开性”,致使苏联民族分离主义泛滥。英国学者卡瑟琳·丹克斯认为,戈尔巴乔夫视“民主化”和“公开性”为“改革的灵魂和动力”,提倡在评价苏联过去的事情时“不留历史空白点”; 戈尔巴乔夫认为实行“公开性”将使苏联享有一种“社会主义式的多元主义”,在苏共领导下的多元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争论将会成为苏联的“财富”。[19]英国学者马丁·玛利亚(Martin Malia)认为,苏联领导人在大谈“不留历史空白点”时,似乎没有考虑到这种提法会引发民族关系方面的问题,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对苏联民族工作的全盘否定,助长了极端民族主义;公开性的逻辑无可挽回地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因此而导致民族分离主义涨潮”。[20]

第三,实行“民主化”,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为民族分离主义者夺权提供了机会。民主化的实行不仅使苏共丧失了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其他反对派政党纷纷建立,也给民族分离主义情绪的膨胀提供了条件。[21]

第四,实行主权国家联盟,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铺平了道路。戈尔巴乔夫在对高度集权的中央领导体制进行改革时,遇到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向中央夺取更多权力以及分裂统一国家的强大压力。戈尔巴乔夫步步退让,致使联盟中央丧失了领导权。

90年代初,波罗的海三国率先独立,可以认为是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原因和戈尔巴乔夫民族政策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波罗的海三国作为二战时期苏联的安全屏障是被苏联以武力强行并入的,因此他们同俄罗斯之间民族仇恨最深,俄罗斯人被看作是“外国压迫者”。三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平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使得这三国的“民族主义者”再次掀起了民族独立的浪潮,宣布了民族独立。而苏共中央对于三国的独立基本上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正是由于三国的独立,使得其他想与俄罗斯分道扬镳的人紧随其后宣布了自己独立。原为独立国家的波罗的海三国在苏联解体中的率先作用是不能忽视的,他动摇了整个大家庭的政治、经济基础。可以说,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是苏联解体的序幕。

6。 对外关系和对外策略

在导致苏联解体的诸种因素中,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的失误虽然不是最根本的,但并非是不重要的。通过对对外政策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苏联的国内政策和苏联解体的原因。

战后,世界形成了两极世界的格局,苏联和美国成为了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在西方遏制政策的威胁和在冷战的特殊环境中,加强国防建设成为苏联必不可少的措施。但是,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过于乐观的估计、对世界局势过于紧张的判断,以及将强大军事力量视为和平共处最关键的保证,使得苏联在国防、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陷入恶性循环:军事力量是和平的保证──强大的国防引起了西方的反应──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国防实力更加需要加强。

苏共二十大后明确提出和平共处是苏联在核时代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这为缓和国际局势、降低军备竞赛程度、集中精力和财力于国内建设提供了可能,但与此同时,苏联又把和平共处能够实现首先归功于苏联核威慑、归功于苏联军事力量的思想又成了继续扩军备战的根据。

70年代后,苏联利用美国实施战略收缩的机会,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其影响和势力范围的活动。苏联的对外政策致力于“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形势”,达到“埋葬帝国主义”的目的。为此,苏联把自己的舰队开到了世界三大洋,不断加强在国外的军事部署和国内的前沿部署,借助于政治颠覆和培植亲苏势力与政权,用武力输出革命,甚至公然出兵侵略别国,大肆向第三世界国家扩张、渗透,把自己的势力和影响伸展到了世界各地,旨在最终战胜美国,称霸世界。

卷入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给苏联的国家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首先是扶摇直上的军费开支。战后以来,苏联的军费开支逐年上升,尤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不惜拨出巨额资金来发展军备,企图夺取军事优势。这个时期,苏联的军事开支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13%,军费增长率保持在4——5%,比美国同期的军费开支大约高出30%。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统计的数字,1980年苏联的军费为1750亿美元,高于美国(1150亿美元)。在80年代中期,在全面衡量战略武器的13项主要指标中,苏联有10项居领先地位。从总体上看,苏联取得了对美国的大体战略均势。尽管在军备方面苏联取得了进展,但在经济上与美国的差距却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军事化使苏联社会内部积累了大量复杂的矛盾,孕育着深刻的经济危机。正如苏联报刊所指出的,美国的意图是要“用无休止的军备竞赛来破坏苏联的经济”。[22]7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经济发展速度不断下降:70年代上半期为5。1%,80年代上半期为3。2%,实际上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由1975年相当于美国的75%下降到80年代末期的53%,而在国民经济科技水平方面,苏联比西方大约落后了15——20年。

其次,在同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中突出军事性援助,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负担。长期以来,苏联把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特别是提供军援,作为发展外交关系、实现扩张渗透目的的一种重要手段。到1978年为止,苏联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经援和军援总数约为300多亿美元,其中,经援约占1/4,军援约占3/4。在“军援”的幌子下,苏联用大量苏制武器装备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在第三世界获得的海、空基地和势力范围,大多是通过提供军援而得到的。伴随着军援,大批军事顾问(总计大约为13万人)涌人第三世界受援国。所有这些援助中,相当一部分是得不到偿还的。

最后为扩军备战而长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导致苏联经济畸形发展。苏联工业产量的1/5,其中包括机器制造业和冶金部门产量的1/3,都用于军事方面。

苏联的对外扩张也为其解体埋下了隐患。苏联领土的变更绝大部分是通过强权外交获得的,这对苏联自身的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兼并的领土,比如波罗的海三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苏联各共和国中最不稳定的因素,那里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到1952年左右一直在活动,各种反苏组织在形成时间和规模上也早于苏联其他共和国类似组织的活动。前文已经提到过,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拉开了苏联解体的序幕。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在外交上不承认苏联兼并波罗的海三国,这里成了西方瓦解苏联的一个潜入口。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是积极利用了这里的民族主义情绪,以此作为煽动苏联其他共和国独立浪潮的突破口。

东欧集团的崩溃也对苏联日益动荡的政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美苏关系缓和以及苏联对东欧各国影响力的逐渐削弱,特别是苏联开始分阶段撤回驻东欧各国的军队以后, 西方势力开始大举渗入东欧各国。他们以“经济援助”为诱饵,鼓动东欧各国的反对派和民族主义者推翻共产党政权,并最终导致了1989 年下半年的东欧剧变。东欧剧变对于苏联国内的反共情绪起到了极大地助长作用。

由此可见,苏联的对外关系和对外策略也是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7。 西方势力的施压渗透和“和平演变”

对于这一点,有一部分西方的学者并不承认,并且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是事实是怎样的呢?一个西方学者彼得·施魏策尔在他的著作《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中列举了里根政府所制定的从内部瓦解苏联的16个纲要,其中包括:

(1)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有意识地策动了石油输出国的石油降价行动,这样,苏联为购买食品所输出的石油在无形中就贬值,为了支付外汇,苏联又不得不在国际黄金市场上抛出200 吨黄金。于是美国又开始有意识地降低黄金价格,这样苏联已经完全失去用外汇购买粮食的能力。于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贷。借贷虽然暂时解决了食品供应问题,但是在政治上就不得不做出妥协,付出重大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采取的一些政治上的措施, 有很多是西方讹诈的结果,这些措施大大地弱化了苏联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能力。

(2)美国资助波兰反苏组织团结工会20亿美元,而为了对抗团结工会,苏联政府不得不给雅鲁泽尔斯基20亿美元的资金。20亿美元对美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外汇短缺的苏联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直接导致了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和国际共运的名存实亡。

(3)在阿富汗,美国全力支持那里的反政府游击队,支持反苏武装运动。它们最终把苏联军队赶出了阿富汗。

关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对苏联解体的作用,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认为,为了瓦解苏联,美国多年来一直拨出巨款(仅1991年就达150亿美元)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扶持“民主”势力,“美国之声”、“自由电台”和“自由欧洲电台”等西方舆论工具用俄语等数十种语言进行宣传,给苏联民族主义势力以精神上的支持,西方国家支持苏联侨民(如在美国有150万人左右的乌克兰侨民)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与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遥相呼应。另外,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也波及到了苏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意引导这两种势力与苏联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相结合,共同促进苏联向“民主、人道的国家演变”。[23]

由此可见,西方势力的施压渗透和“和平演变”都是存在的,它们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一定地推动作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地因素。

结语:

总而言之,苏联的解体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已经过时,而是经济因素、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个人因素、民族问题、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以及外部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经济因素是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苏联建国以来所形成的斯大林模式在当时和二战期间起过非常积极和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在战后却给苏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畸形。产业结构的畸形使得苏联轻工业严重滞后,消费品严重供应不足,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增长方式的畸形使得苏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资源,并且以环境、质量、效益为代价,使得苏联丧失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经济问题长期得不到纠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第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战后,斯大林以及其后的苏共领导人都原封不动的把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保留了下来,政治生活毫无民主可言,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盛行,苏共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浓。

第三,人为因素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被西方舆论称为“自己人”的苏联领导人,其在苏联所推行的改革,一开始就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错误倾向,其后改革方向重点指向政治生活领域,从而全面引发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意识形态危机,最终导致了苏共的垮台和苏联解体。在此期间以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釜底抽薪也为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

第四,民族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又一重要原因。苏联有着130多个民族,15个加盟共和国,这些共和国背景各不相同。苏联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存在重大失误,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倾向明显,极力弱化其他民族的民族特征,引起了少数民族的不满,离心倾向不断加强。列宁之后的领导人陶醉于社会主义已经“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民族矛盾”,掩盖了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工作失误,于是在特定条件下,民族问题集中显现,民族矛盾和民族离心倾向迅猛爆发,并失去控制,演变成了巨大的民族分离浪潮。

第五,苏联对外关系和对外策略是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原因。军备竞赛和争夺霸权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包袱。苏联在军事领域的投入过大,使得工业其他方面不得不受到冷落。另外,“冷战”的结束分化了国际社会主义阵营,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第六,西方敌对势力的施压渗透和“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强大推动力。虽然许多西方学者反对和避讳这一问题,但是西方势力的渗透和“和平演变”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和平演变”战略最早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 于60年代形成,而大规模实施是在70——80年代。另外,在苏联解体前夕,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为苏联的解体打了一针强心剂。

苏联的解体这一特殊的现象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就比社会主义优越。苏联的解体给我们深刻的教训以及一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启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作为中心任务,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并且不断深化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充分发挥其巨大的优越性;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真正做到大小各民族一律平等和共同繁荣; 必须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必须不断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时刻保持先进性,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与时俱进,不能掉进教条主义的旋涡;社会主义国家还应该正视自己的历史,必须公平公正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社会主义作为当今世界最为先进最有活力地社会制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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