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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重新统一-【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20:56:54 阅读: 来源:子母床厂家

论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重新统一

勃兰特政府“以接近求统一”的新东方政策的提出具有特殊的背景,是顺应当时的国际局势和西德自身情况所作的政策调整,其内涵丰富,影响深远。新东方政策加深了两德之间的关系,对美苏关系的缓和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产生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最终导致柏林墙坍塌,两德重新统一水到渠成。

新东方政策是西德总理勃兰特在1968开始实行的“以接近求统一”的东方政策,区别于阿登纳时期“以对抗求统一”的东方政策,故称之为新东方政策,其核心是解决德国统一的现实道路问题。新东方政策作为西德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对欧洲局势和德国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新东方政策的提出

1949年9月西德成立,基督教联盟党人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总理。他积极主张按照西德模式来实现德国统一。阿登纳奉行“向西方一边倒”和重新武装的政策,坚持以“对抗求统一”的强硬方针,力图在西方盟友的支持下,凭借西德的实力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对待东德的立场上,它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不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战后形成的东德与波兰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1955年鉴于苏联的特殊情况与苏联建交外,紧接着就宣布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承认东德,并把凡是与东德建交的国家都看作是对西德的不友好而与其断交,如1957年和1963年,西德就先后与南斯拉夫和古巴断交。①"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给西德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它促进了其经济的复兴,并使西德获得了独立的国家主权地位。但是,西德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其外交活动,并使两个德国的对立加深,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固定化。

1963年, 阿登纳在连续执政14年之后辞职, 1966年由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认为阿登纳实行的东方政策“并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决心首先调整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于是在1966年首先同罗马尼亚建交,并于同年与南斯拉夫复交,也与东德开始了正式接触。②至此,西德强硬的东方政策开始松动。

1969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 勃兰特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勃兰特一上台就全面推行其早先酝酿的新东方政策,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在加强与西方联盟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加强与东方的谅解,承认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改善和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加强东西德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③

二、新东方政策提出的背景

新东方政策的提出是与当时国际局势和西德自身情况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进入60年代后, 美苏缓和,分别调整各自对欧洲和德国的政策。在欧洲,美苏为维护即得利益,都想维持欧洲的现状。在对德问题上,美国也不愿意为了西德的利益同苏联直接对抗,而是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达成妥协。阿登纳把德国问题的解决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盟国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了,西德必须在政策上作出改变,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才能有所作为。

第二、 60年代东西欧国家摆脱美苏控制,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在发展。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逐渐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力争与美国平起平坐。欧共体的建立表明了西欧各国通过联合自强抵制美苏称霸的努力。西方阵营已走向分化。与此同时,东方阵营也出现了对苏联霸权挑战的事件,如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面对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东西欧国家感到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和相互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必要性。在60中期,整个欧洲都普遍准备采取灵活政策。欧洲局势的变化,一方面对西德改变一边倒谋求自身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西德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第三,东德的存在和逐步巩固已经成为了客观事实,承认东德已经是大势所趋。西德力图在国际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处处碰壁,结果反而孤立了自己。尽管承认东德在表面上使两德的分裂固定化, 但实际上有利于克服两个德国互相对立和疏远的状况, 必然加深民族间的联系和民族认同感, 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条件。面对现实,调整政策,承认东德成为西德必须的选择。

第四,西德自身实力的增强,使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成为必要和可能。经过20年的发展,战后的西德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在西方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一方面,它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东欧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西德也有了更大的诉求,期望能独立自主的参与世界事务。为此,它也必须改变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三、新东方政策的内涵

新东方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接近求转变,通过演变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与阿登纳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不同,新东方政策是一种迂回缓和政策。勃兰特认为在东西方相互敌视、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实现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西德以承认现实来达成与东方的和解,以期望在一个全欧洲的和平体系中解决德国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和平演变”政策,表面上看来是承认现状,承认分裂状态,实际却是迂回前进,以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

第二、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通过与苏联、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条约来实现的。从1970年至1973年,西德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并作出重大让步后,与苏联、东欧和东德签定了一系列条约。包括1970年与苏签定的莫斯科条约,与波兰签定的华沙条约,1971年9月的四大国柏林协定,1972年12月的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及1973年12月的捷德条约,这些条约构成了新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莫斯科条约是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西德与其他东欧国家的谈判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条约,勃兰特政府实现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的改善,自冷战以来的形成的西德与东方关系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勃兰特之后的西德政府则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更加切实的行动。

第三,新东方政策兼顾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利益。阿登纳政府一味迁就西方,给西德外交造成了尴尬局面。新东方政策不是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的政策,它立足于西方,强调西德仍是西方的一员,是在加强与西方联盟的基础上与东方打交道。

四、新东方政策对德国统一的重要作用

新东方政策是西德对外政策的第一次大调整,它改善了东西方的关系,推动了欧洲的缓和,提高了西德的国际政治地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实现了西德同苏东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两德之间的坚冰被打破,为两个德国的交往打开了闸门。两德之间的密切交往,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入了精神信念, 以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为开端,潜在地不断地为德国重新统一积聚着力量。1974年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后,新东方政策背后继者所延续,“以接近求统一”的政策实质上都没有改变。施密特执政时期,奉行既立足于西方,又同东方发展关系的“双轨政策”,对东德政策,注重发展实质关系,扩大经济上的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维系“民族共属感”。④

1982年科尔上台后,继承并发展了施密特东西并重的政策,并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明了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

第二,新东方政策也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间接和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德利用经济、技术、地缘上的优势,使苏联经济对西欧经济的依程度不断加深,8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经济开始持续下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但在改革方向上却日益错位,“新思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全面溃退,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

最后,新东方政策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使东德在剧变中风云突起, 局势动荡不安,大批公民出走西德,最终导致柏林墙坍塌,两德的统一水到渠成。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使西德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文化、教育和人员的交往日渐频繁,由于地缘优势,西德成为西方国家中对东欧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攻势下,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思想影响,东欧剧变。民德公民大批绕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走西德,迫使东德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两德人民多年对统一的渴望变成了现实的要求,西德抓住这次历史机遇, 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德国统一“十点计划”, 民德统一社会党最终放弃社会主义的选择并在自由选举中败北。1990年10月,德国在二战后被分裂了45年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新东方政策既是战后欧洲局势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联邦德自身发展的一次外交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其外交上的大转变。它的提出及实施,对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更重要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了条件。没有勃兰特“以接近求统一”的长远目标, 就不会有1989 年强大的两德统一浪潮的兴起, 也不会有科尔统一的“十点计划”的出台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 在美苏执意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关键时刻, 寻求到了德国未来统一的现实道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②④ 高德平。 《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P12, P13。

③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P127。

参考文献

[1]高德平。 《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 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3] 罗预。《新东方政策浅析》,《湘潭大学学报》,1995, 3。

[4] 张彦伟。《阿登纳与勃兰特统一德国政策比较和启示》,《沧桑》,2007年第2期。

[5] 王英津。《两德复归统一模式之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4,5。

[6] 黄正柏。《略论西德争取统一的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5。

[7] 何树林。《致力于民族统一维利。勃兰特及其新东方政策》,《丹东纺专学报》,2000, 9。

[8] 王哲。《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重新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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