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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22:40:23 阅读: 来源:子母床厂家

论王闿运以礼自治的思想

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他提出“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观点,强调通经致用,并指出诸经所言皆是礼,以礼治人必须先自治。五经之中,王闿运独崇《春秋》,认为致用之道在《春秋》,其思想的重点在于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这与我们所认知的晚清公羊学家有明显的不同。

[关键词]王闿运;以礼自治;通经致用

鸦片战争后,社会、人心均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王闿运与晚清许多学人一样对此深表关切。面对晚清社会萎靡重利,人心陷溺的现象,他期求医治之道。但作为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他对西学有一种抵触心怀,这决定他只能从古代的圣经贤传中寻求启发。所以他致力于研治经学,五经之中,他独崇《春秋》,指出“致用当通《春秋》”,认为《春秋》旨在拨乱,可以作为乱世的致用大法。他在《春秋例表,围取人灭例表》序中说:《春秋》所以拨乱,将使诸侯各守其封地而不相侵陵。强凌弱,众暴寡,则君子耻之,天下不得相灭亡而太平治见矣。然无他道,在自治以正,反求诸己。故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义相反而各得道,并行而不悖,虽亡国杀君相随续,而圣人之治之也,雍乎游之于礼乐之林,皆愧畏悔悟,各正性命,不怨天,不尤人,确然其有以自乐也。盛哉乎!非尧舜之世,其孰能若此乎!然其忧深而思精,例繁而义隐,传者慎之,发挥旁通,词详旨闳……王闿运强调《春秋》拨乱,认为《春秋》王鲁,为孔子的王心所加,鲁国处在各国礼衰乐崩的时代,虽然外在形式恶劣,但是鲁国从自己本身做起,最终“抑负固,贵死位,贱苟免,绝贪利”,达到太平治的境界。王氏指出拨乱功成是一个臻于礼兴乐盛的境界,而要达到太平盛世,就要先“自治以正,反求诸己”,其最根本则离不开礼的作用与功效。

“礼”的内容十分宽泛,从国家典章制度到个人行为举止修养,无所不包。“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影响最为深远,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将“礼”的精神实质发扬光大,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说明礼是人心的呈现,是一种内心的自觉作用,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和谐,礼最根本切要的目的,是要使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维持一种高度和谐的状态。“礼”又是理性的辨别,凡事经过理性辨别,应行而行之,便是“合理”。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又说:“礼也者,天地之序也。”《左传》鲁隐公十一年记载君子评论郑庄公的一句话:“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古人认为,礼不但可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并可以提供生活的秩序以及为后代子孙的幸福奠下基础。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小至个人修养,大至经国治世都不可或缺的。

“礼”既然是中国的传统社会的规范和准则,作为在礼制熏陶下成长和生活的王闿运,自然也很重视礼。但他并不是要复古礼而是期盼在经典中寻觅出似“礼”一样的救世良方。在晚清经学阵营中,王闾运重《春秋》,宗《公羊》,无疑是今文学派之一员,但是他又汉宋兼采,不拘古今,超越经学古今流派之藩篱,对古文学经典《周官》(《周礼》)进行疏释和发挥,撰写了《周官笺》。他认为《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并将《周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等十大法则,对地官、春官、夏官、秋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启导后世的治国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王闿运提出了“《春秋》者,礼也;礼者,例也”的命题,并为此付出几十年的努力,孜孜不倦地撰写、修改《春秋例表》,用简单明了的书写方式来表达“《春秋》者,礼也”的作用与意义。

王闿运认为礼的内涵是经学的根本,诸经所言皆是礼。他在《论习礼》中说:“治经必先知礼,经所言皆礼制。唯讲礼倍难于古,故自汉以来,唯重《礼》学,《官》例是典制本原,《礼记》推其宜变。诸经所言,有明见三《礼》者,引而释之;有不见三《礼》者,旁推以通之。余所著八笺,略发其例矣。”王闾运指出,群经所要表达的,都是礼制,并说明了自己为经学作笺注的原则:若是三礼中已有具体的内容,他就用三礼中的内容来解释经文的意义;若是群经的内容没有三礼具体谈到的礼制,他就用旁推的方式以求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礼制,并自称对经学所作的笺注都是为了发明礼制的条例,可见他认为经学的精神都是礼。

王闾运没有脱却古代礼制思想的藩篱,最具体的表现是,他把宋襄公和宋共(伯)姬两位泥礼的古人作为崇拜和效法的偶像,他说:“春秋受命者文王,而中兴者伯姬,拨乱者宋襄,而成之者孔子。”认为这两个人是中兴与拨乱精神的代表,完美的礼义道德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例如,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的经文记载了宋襄公与楚国约定在泓水的上边打仗,宋襄公坚持行军礼而与之战,所谓“临大事而不忘大礼”。结果宋兵大败,传文不以成败论,而称赞宋国在面临大事时仍然坚守礼节,不乘机攻击不摆好阵势的军队,即使是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王闾运也认为,“襄公一守礼而国以振,故讬此以为开国王。”宋襄公的行为虽然战败,但其最终能以礼服人,使国家振兴。经文体现的本是宋襄公的迂腐行为,但却被王闾运奉为用礼的典范。类似的例子在王氏经学著作中多有论及,王闾运认为在人心陷溺的乱世,唯有礼义足以化人,拨乱反正。由此可见,援经说政是王闿运经学的核心与灵魂。

王闿运援经说政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他在诠释经典的过程中,引出了“经学以自治,史学以应世”的主张。“自治”的观念来自于春秋公羊家所谓的“自正”,即强调先从自己做起,而后可以反正。在《公羊传》与何休的《解诂》中对此均有诠释。例如

《春秋》经曰:“隐公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公羊传》曰: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於外大恶书,小恶不书,於内大恶讳,小恶书。解诂曰:“於内大恶讳,於外大恶书者,明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者,内有小恶,適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

经文指出隐公十年六月壬戌这一天,鲁国在营这个地方打败宋国;辛未这天,取郜这个地方;辛巳又占据了防这个地方。根据《春秋》义例,取邑是不书日的,这里为什么书日?传文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月内连取了两次,说明鲁国好战,非常过分。国内的大恶,《春秋》都是避讳的,这次为何记载鲁国好战?因为对外国的大恶书写,小恶不书写;对于国内的大恶就避讳,小恶才书写,故没有隐讳。这表明治国在于“自治”,《春秋》之所以对鲁国的事详细记载,国外的事则记载得很简略,意即在此。

王闿运把“自治”作为整部《春秋》的重点,他说:“《春秋》先自治,拨乱而反正”,又说孔子“作《春秋》……言但自治,设条教也。”并且他在授课时对学生大发议论说“恒见己之不足,岂计人之顺逆,……治经致用,莫切《春秋》”,提醒学生学《春秋》不在经言奥义,而在致用,小至个人修身,大至治国平天下,都务求“自治”。关于他以自治言个人修养者,在他的《论语训》中更是作了发挥:

(1)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

训曰:门以喻道也。言游宦徒劳,教授有益也。从者,子路、子贡、颜渊皆异才尔。时犹未及门,在陈思归,裁其成章,乃皆升堂入室。若终身求仕,不暇讲论,故乱世以自治为贵矣。

朱熹曾对这段话进行解释:孔子尝厄于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之中也。”王闾运则不从朱说,他将“门”解释为“道”,认为跟从孔子的子路、子贡、颜渊都是秀异俊材,不过当初都未能真正体会孔子的思想。及至困厄于陈蔡之间时,不能向外求仕进,故能专务于学问,会心于孔子的大道。王氏以为如果终身只知向外求取仕进,那么难以专心修养自己,反之,要使自己的涵养有所精进,必须以自治为重。如何才能自治呢?首先,王氏认为是言以律己,专力于自己所当为,心无所愧,内省不疚,这就是自治的修养功夫。例如:

(2)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颜渊)

训曰:君子但自治。

其次,王氏认为为学必须为己,而不是为人。例如:

(3)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宪问)

训曰:自治不暇,未能及世事也。

由上可见王闾运的“自治”,对个人修养而言,包括了德行与学识两方面的增进。但王闿运最重视的是国家社会,在他看来,《春秋》的自治理念,虽为古代圣人所立,但对于当今治国治乱仍有启迪的意义。所以,王氏认为要自治必须自正,从《春秋》所记古人以白正而作为防夷之道达至使国家自治。王氏之经典诠释中彰明此义仍如上述一样,意在启迪人们效法之。例如,

(4)《春秋》经曰:(庄公三十年,冬),齐人伐山戎。

《公羊传》曰:此齐侯也,其称人何?贬。曷为贬?子司马子曰:“盖以操之为已蹙矣。”此盖战也,何以不言战?《春秋》敌者言战,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

王氏笺曰:桓方尽取纪邑,又欲威鲁,贪功名而迫戎,忧其不敌,又不与戎敌,桓故使若驱之于山。示伯者,先自治之道,之尔云者,言但可驱不可战也。

经文记载鲁庄公三十年冬,齐国人讨伐山戎。这里的齐国人是指齐桓公,为什么称人而不书齐侯?《公羊传》认为这是对齐桓公的贬斥。为什么要贬斥齐桓公呢?《公羊传》认为齐桓公讨伐山戎的士兵操之过急,杀伤过多。这是双方交战,《春秋》为何不书战呢?《公羊传》认为只有当作战双方势均力敌,《春秋》才书战,齐桓公伐山戎,双方力量并不相当,只是齐桓公驱赶山戎罢了。王闾运则认为,齐桓公刚刚夺取了纪国的城邑(庄公二十九年秋七月,齐人降鄣),又想以伐山戎来威胁鲁国,这是为了贪图功名而逼迫山戎。但齐桓公又考虑到自己势力不如山戎,故意不与之作战,《春秋》不书战好象是驱赶山戎。这表明要成就霸业者,必先以自治为道,使自己强大了,才能对外言战。所以,这样的情况只能叫驱赶而不叫战。显然,王闾运认为对外作战,必须先治理好自己国家的内政,做到有充分之把握。这样既是打败敌方的原则,又是防备外患的有力武器。

(5)《春秋》经曰:(僖公二十一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霍,执宋公以伐宋。

《公羊传》曰:孰执之?楚子执之。曷为不言楚子执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也。

王氏笺曰:起宋公当自治,故使若我执之而我释之。不使楚无故而执中国君,明凡夷狄之患不在夷狄,楚之祸由内召之。

经文没有书写是什么人执宋襄公。《公羊传》认为这是楚国的国君所为。为什么是楚国的国君所为就不书写呢?因为不赞成夷狄的人逮捕中国人。王闿运认为,《春秋》此处书“执”意为鲁国执宋襄公。虽然历史上实际拘执宋襄公的人是楚国国君,但是《春秋》不讲,故意说成是鲁国执宋君,这是要揭示夷狄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拘执中国之君,是诸夏的国家自己内乱不自正,才会招致楚国之祸。所以诸夏的国家若遭到夷狄之患,其治理的重点不是在于夷狄的侵犯,而是诸夏本身出了问题,首先治理的应该是内部事务,自己内务修明,夷狄自然不会来犯。

同时,王闾运认为民族之间的和睦相处,相安无事,只靠自己一方“自治”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夷狄之国亦应努力进步,而夷狄的进步主要靠诸夏之国对之进行“化导”来实现。

王氏以上对经义的解说似乎是厘正历史,其实也是援经说政,要抗御外侮,一是要内务修明,二是要“化导”夷狄。如果以此与当时清王朝受外敌入侵相对勘,王氏的真实用意不揭自明了。

(6)《春秋》经曰:隐公二年,九月,纪履蝓来逆女。

《公羊传》曰: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人国称夫人。

王氏笺曰:将以礼治人,不可苟从也,……宜先自治以治人,唯春秋谨之焉。

王闾运指出,《春秋》要以礼治人,必须要先自治,一国之君要先自治,才能为万民所主,才能教化民众。《春秋》经文书此条之意即在此。纪国大夫履緰来鲁国为其国君迎接鲁女,按照《仪礼·士昏礼》婚姻“六礼”之“亲迎”礼,应该新郎亲至女家迎娶新娘,即使国君也不应该不遵从此礼。而纪国派大夫来迎接,是非礼也。《春秋》本来是“外逆女不书”的,这里明显是对纪国君不亲迎非礼的讥刺。王闿运的诠释很显然意在说明治世在于“自正”。又如,

(7)《春秋》经曰:庄公十三年,冬,公会齐侯盟于柯。

《公羊传》曰:何以不曰·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会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庄公将会乎桓,曹子进曰:“君之意何如?”“诺!”于是会乎桓。庄公升坛,曹子手剑而从之。管子进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坏压境,君不图与?”管子曰:“然则君将何求?”曹子曰:“愿请汶阳之田。”管子顾曰:“君许诺!”桓公曰:“诺!”曹子请盟。桓公下与之盟。已盟,曹子挥剑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雠,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笺曰:以信与桓,以恶责庄,亦所以自治。

鲁庄公十三年冬会见了齐桓公,鲁庄公与他的大臣曹子在会见要挟齐桓公归还土地,齐桓公很爽快的答应了。按照当时的惯例,要挟之下的结盟是可以违背的,而齐桓公并未背约、也未记恨于鲁之曹子,而是与鲁国结盟了。《公羊传》认为,鲁国的这次外交活动较为顺利地化解了纠纷,不书日,是称赞齐桓公守信于天下。王闾运指出《春秋》是以这次讲求信用的外交事件为契机,要求鲁国必须严格律己,讲求信用,然后取信于天下,故《春秋》称赞齐桓公、反而讥贬鲁庄公,这也是对内要鲁国严格要求自己,以此说明“自治”之义。

以上王氏的诠释,从表面上看似乎陷于经学的云雾中,但从此云雾中却透析出他援经说政的思想,即治国在于“自治”。他尊崇《公羊》乃在说明往圣先贤们都志在“自治”,王闾运虽未如此明说,但从他对经学的诠释必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拯救当时清王朝的危局,抵御外悔,惟有“自治”,惟有自强。他心目中经典的理想,是向内作自我的反省,并以此淑世、安排社会秩序,使民风淳美,以此挽救颓靡的衰世。

总之,在中西交会碰撞的时代,王闾运的心力所在并不是国富民强,经济、军事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只有礼与乐盛,修文德,崇礼让,尚义轻利,邦国和谐,才是他思想的重点。他虽心忧时局,但他未象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放眼世界,他埋首经学,虽在经学中艰难寻找到变革和自治而图强的思想因子,但始终未摆脱经学云雾的支配,未走出经学时代,这可以说是王闿运一生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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